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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其将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所做的贡献。

瑞典皇家学院在公布结果时说:

“他们通过构建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和知识相互作用的模型,大大拓宽了经济分析的范围。”

威廉·诺德豪斯出生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开克,任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是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保罗·罗默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构建了一个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以促进技术进步的数理模型。

不是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

1896年,瑞典科学家诺贝尔辞世并立下遗嘱:“请将我的财产变做基金,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在前一年度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为了实现诺贝尔的遗愿,瑞典国会折腾了好几年,终于在1900年通过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设立了化学奖、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5个奖项。

也就是说,今天宣布的经济学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奖,因为它是在诺贝尔去世几十年后才被设立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8年,由瑞典中央银行在其成立300周年之际为纪念诺贝尔增设,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不过,尽管它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但此奖项与其他诺贝尔奖享有相同地位,遵循类似的评选规则。

该奖项的评奖机构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相同,均为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过程也仿照诺贝尔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评选委员会”,由该学院的五名成员组成。

每年9月,评选委员会会向数千名科学家、学会成员和大学教授寄发邀请函,请他们提名下一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候选人。

评选委员会和特别指定的专家会在来年对提名进行审查,并于9月结束前决定最终候选人名单。该院的社会科学家们会在10月初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投票表决,每年最多可选出三名获奖者。

由于该奖项不是根据诺贝尔的遗愿设立,自然也轮不到诺贝尔掏钱,这锅还得由当初设立它的人来背。

该奖项的奖金由瑞典中央银行拨付给诺贝尔基金会,金额在1000万瑞典克朗左右,每年因经济形势变化而有所浮动。2018年的经济学奖金是9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96万元)。

按照诺贝尔当初的设想,诺贝尔奖奖金应保证一位教授20年不拿薪水却能继续其研究。不过,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深谙经济学的大咖们都是挣钱小能手,拿奖后“乱花钱”的可不少,有人大方捐款,有人买乡村豪宅。

上一届得主理查德·塞勒在得奖时的获奖宣言是:“我会尽可能以最不理性的方式花掉奖金!”

“非经济学家”得主的中国情结

长期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视为“年长者之奖”。

据统计,该奖项得主的平均年龄为67岁。其中,最年轻的得主是51岁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而最年长的得主是90岁的美国经济学家赫维克兹。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奖项的所有得主中有两名非经济学家,分别是1974年得主司马贺和2002年得主丹尼尔·卡内曼。

其中,有着中文名字的司马贺与中国渊源颇深。

司马贺原名赫伯特·西蒙,出生于1916年。在“乒乓外交”打破中美坚冰后的1972年7月,他作为美国计算机科学代表团成员首次访问中国,后多次来华交流讲学并合作研究,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0年,他作为美国心理学代表团成员第二次访华时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司马贺,与英文“西蒙赫”谐音,之后更是以70多岁的高龄开始学习中文。

司马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科学家。他跨界获得9个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

他还是人工智能学说的创始人之一,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年,又成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图灵奖得主。

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对经济学有所涉及并创立了“注意力经济”等学术理论。但是,或许是其他领域的成就太过耀眼,获奖前没人称他为经济学家。

丹尼尔·卡内曼则是以色列裔美国心理学家,他从未接受任何正规的经济学课程,但因为心理学领域的“展望理论”对行为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由与保守之争

截至2017年,该奖项得主共63名,囊括保守与自由两派的学者。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保守派和自由派经济学家都获得了该奖项,但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奖被连续不断地颁发给保守派学者。

据《大西洋月刊》,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艾夫纳·奥弗尔指出,这也许并非偶然,恰好与瑞典本身的政治冲突加剧相吻合。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本人也曾深入参与了瑞典政治,他最初是社会民主的拥趸,后来转而投向另一派,曾非常激烈地指出,工人权利、工会化等社会民主政策不利于繁荣。

奥弗尔在著作《诺贝尔因素:经济学奖、社会民主和市场转向》中记录了该奖项的历史,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学说。

其一简称为“经济学”,是研究人与自由市场的互动,主要依靠抽象理论、数学模型,以及理性行为假设;第二种学说被称为“社会民主”,涉及政府如何为其公民服务,并更多地关注为此所出台的公共政策。

简单来说,前者为自由派学说,强调市场奖励有钱人和成功者;而后者是保守派学说,强调社会民主和公民平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后来不断演变以互相适应。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由保守派和自由派学者交替获得。

但奥弗尔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该奖项似乎在不断强化自由市场的首要地位。

诺奖得主教你如何理财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经济学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这与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贡献和景气的市场行情相关。

但是,据《卫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一蹶不振,经济学家的职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除了经济的低迷,这还与后期的经济学研究过于理论化、对实际经济生活帮助不大有关。

不过,虽然大部分的经济理论都十分高冷,但也有一些得主的理论能用来解释生活现象。

理查德·塞勒:穷人越省越穷,富人越花越富

2017年的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提出了一个名为“禀赋效应”的理论,即当你拥有一样东西之后,你对它的评价会高于没有拥有它时。失去一样东西的痛苦要靠2倍获得的快感才能抵消。

对于穷人来说,钱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所以穷人对钱有“拥有感”,为了避免失去拥有的东西,他们容易产生安于现状的情结——不敢花钱。而富人则没有这种效应带来的心理负担,他们的钱是用来投资的,以创造更多的钱。

实际上,钱一旦停止流通就会失去价值,所以这个世界往往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安格斯·迪顿:年入7.5万美元的人最幸福

2015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曾对45万美国人的幸福感进行调查,该调查基于2008年和2009年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所进行的幸福指数调查数据。

他们经过梳理后发现,若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内,人的幸福感会虽收入增加而增加,但超过这一界点,人的幸福感增加便不再明显。换句话说,扎克伯格的幸福感或许还不如在三环内有五套房的房东们。

丹尼尔·卡内曼:第一印象往往不是真相

2002年的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曾提出“锚定效应”理论,即当人们做出判断时,会不由自主地受到第一印象的支配。

比如,人们遇到打折商品时都会去看原价,原价标得高就会非常高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由自主将原价锚定为判断商品价值的基准了。

来源:百家号                          时间:18-10-08

刚刚,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今年获奖的两个人大家也许都听说过:一个保罗·M·罗默(Paul M Romer),他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现在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一个是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他和保罗·萨缪尔森合著的《经济学》,是我们很多高校本科经济学的教材。

而他们的获奖理由是:将气候变化和技术革新的因素融入了宏观经济学分析之中。

颁奖词表示,这两人设计了一系列方法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本和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创造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今年是经济学诺奖的第50周年,获奖的两人将共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4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罗默: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曾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62岁的保罗·罗默于1955年出生。是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他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

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7年,被《时代杂志》选为当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2016年10月,保罗·罗默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一职,2018年1月辞职。

不少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他,因为他在1986年和1990年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现在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学中最为古老的问题之一:在以收益递减和稀缺为特征的物质世界中是什么维持经济的增长?

对此,罗默于1986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文章中提出了他的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在经济增长的曲线上,除了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外,他创造性地加上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该模型假定完全竞争并采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和技术外部性来解释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理论再度流行。他为此所设计的“罗默模型”成为新增长经济学的经典。,使得各国政府对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领域予以更高的重视。

由于完全竞争的假设一方面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实用性,另一方面,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特殊属性,因此,像其他增长理论家一样,罗默开始在垄断竞争的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1990年,罗默在《内生技术进步》一文中又提出了他的四要素三部门模型。在该模型中,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而经济增长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由于通过非竞争性而引入了非凹性,必然出现的是垄断竞争下的均衡。人力资本决定增长率,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因而,该模型被认为是第二阶段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模型之一。

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该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

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第二,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

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特别强调知识商品的特殊性:使用上的非竞争性(nonrival)和占有上的部分排他性(partially excludable)。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

(1)使用上的非竞争性的商品可以无限地累积增长;

(2)不完全的排他性和不完全的独占性使知识可以产生溢出(spillover)效应,经济具有长期的收益递增性。

该模型的经济含义和政策结论是:

(1)增长率随着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与劳动力规模以及生产中间产品的工艺无关。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研究开发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直接支持投资的政策无效;

(2)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的规模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必须尽力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经济落后国家人力资本低,研究投入的人力资本少,增长缓慢,经济将长期处于“低收入的陷阱”。

(3)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可通过向研究者、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补贴的政策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曾“下海”经商

后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罗默曾“下海”经商,成立了Aplia公司,该公司提供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在线辅导,包括预习、复习、在线测试等功能。

对于这个提供“非竞争”,但却部分“排他”的知识产品的公司,罗默本人看来十分上心。在很长时间内,他放下了自己手里的全部工作,专心当起了公司的总裁。按照这样的故事走向,罗默看来会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但2007年,他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Cengage Learning,结束了自己的企业家生涯。

随后罗默开始自己的“乌托邦”实验:建立“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即说服一些发展中国家拿出一些地区,建立“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交给发达国家进行托管。据他自己在一次TED演讲中所言,这个疯狂的想法来自对香港的观察。他发现,香港这个城市由于复制了英国的一整套法规和经济制度,因此在很长时期内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想法,罗默开始游说一些发展中国家来开展这个乌托邦式的实验。据说,洪都拉斯等一些国家曾对这一想法表达过兴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设想至今为止并没有变成现实。

2016年7月,罗默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世行在声明中表示,罗默致力于发现创新途径来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世行期待将罗默在这方面的努力进一步推广。

不过今年2018年1月,62岁的罗默辞去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的职务,他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停止尝试微调商业周期,而是采取措施推广新技术,确保长期增长。他呼吁提供政府补助,以吸引更多的学生进入科学和工程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计算机热潮期间,他的工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支持者认为它可能成为政府大力支持技术创新的基础。

迟到2年的诺奖?

罗默这次获奖,不少人表示这是迟到2年的获奖。话说2016年时,纽约大学的网站已经刊登其获奖的消息,然而这是个乌龙。然而他是这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因此不少人说罗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陪跑王,经济学届的村上春树。今天实至名归,终于不用再是“苦侯诺奖的大师”了。

评委会表示,在如何创造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问题上,罗默给出了技术变化的思路。

技术变化——罗默展示了知识怎样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如果每年经济能增长几个百分点,经过数十年累积,人们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未能建模分析出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是怎样决定了新技术的产生。保罗·罗默通过展现经济力量如何掌控了企业产生新想法和创新的意愿,解决了这个问题。

诺德豪斯:环境经济学的领军者

今年77岁的威廉·D·诺德豪斯出生于1941年。

1967年于麻省理工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耶鲁大学斯特林经济学教授。

大家对诺德豪斯应该也不陌生。他是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最新版本的合作者。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他自己年事已高,但希望他的教科书可以常葆青春,因此他需要有一位优秀的合作者来帮助他继续修订这部巨著。经过仔细物色,萨老最终决定由诺德豪斯教授来充当这个光荣的角色。于是,诺德豪斯教授的大名,也就随着这部经济学巨着的引入,而被中国的读者所认识和熟悉。

诺德豪斯致力于环境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表明了人类如何忽视不作为所带来的灾难性的高代价。

评委会表示,诺德豪斯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

气候变化——诺德豪斯的发现涉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越来越担忧化石燃料的燃烧会导致气候变暖,诺德豪斯在那时决定开始研究这个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第一个创建了“综合评估模型”,这个定量模型描述了经济和气候在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他的模型整合了来自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与经验结果。诺德豪斯的模型现在广泛传播,用于模拟经济和气候的共同演化方式。该模型还用于检验气候政策干预的结果,比如碳税。

其中,他对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做减法: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的概念。

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但他认为,GDP中没有考虑对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这也是以GDP度量经济的缺陷之一。

1972年,诺德豪斯提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评委会表示,今年的获奖者的贡献是方法论的,为我们提供了对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后果的基本见解。这两位没有提供确凿的答案,但他们的发现使我们更接近于回答我们如何实现持续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问题。

来源:百家号                       时间: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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